三四十岁的建筑师一般在做些什么?正处于什么状态?

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和有方一道出了本书,叫《建筑师在做什么》第二辑。

这本书是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之间,有方对40位建筑师的采访,当然看书名你也知道,还有个第一辑。

介于问题是三四十岁的建筑师,那我们从中选一些年轻的建筑师好了(建筑师这个职业,三四十岁确实属于非常年轻的了)。

在尝试"合作设计"的工作模式

最近做的项目各种尺度都有,基地环境也很多样,从边远的山区到都市都有,还有一些室内设计,应该和国内大部分建筑事务所的情况相同吧。

在项目设计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尝试不同的设计组织方式,观察会产生什么样的设计结果。会这么去尝试,是因为通过几年的实践,越来越觉得"建造"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活动"的属性,是需要充分了解并尊重其客观规律的,设计过程也是一样。举个粗浅的例子,不管你去现场多么频繁,总有那么一刻,你得把建造交到工人的手上,对他说,就按"这个"原则去砌墙,就按"那个"原则去处理材料交接等。而有意识地去设计这样的现场管理原则,比大量出图、控制每个细部要更为有效。而推进设计,比推进现场还要复杂,因为设计是一个高度自我的创造过程,而合作又是旭可建筑推进方案的基本方式。

但是正如我们意识到建造活动的根本社会属性一样,当设计是由一个团队而不是一个人来进行的时候,设计本身的社会属性就已经不证自明了。我们由衷地希望旭可建筑的设计成果不是被一个或者几个设计总监"背书"的个人创造,而是通过有效的设计组织,从不同层面汇聚了设计团队的集体智慧,就像大脑的联网一样。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我们设想的这种"合作设计"模式,一定不是一个项目的实际操作模式——曼哈顿计划那样的任务切分和再分配,只能是一种工作的组织方式。我们希望实现的"合作设计"模式,一定是一种在设计概念和抽象层面的合作模式——就像心灵感应一样,简称"来电"。

图纸的无效化是工地现场最常见的问题


在推进的不同阶段,我去工地的频率也各有不同,在土建和隐蔽工程阶段大概去的要少一点。到了室内材料收口阶段就会非常频繁。

现场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图纸在现场的无效化。一份工艺上并没有问题的图纸,为什么在现场的执行力就那么差呢?而且非常奇怪的是,之前在大师事务所工作时仿佛没有遇到的问题,现在自己做,就都冒出来了。一开始觉得是包工头和工人欺生,在现场和工人吵过无数次架后,我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加真实的认识。举个例子,一个基本的施工队单位,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项目,需要四个工种:油漆工、水电工、泥瓦工、木工。各工种的精度都有不同,木工肯定是最精确的,最不精确的大概是水电工。一个细部,虽然在工艺上没问题,但是牵扯了太多的工种切换,或者搞混了不同工种的精细程度,就很有可能失败。

放在稍微大一点的社会环境看施工,现在大部分的工人都是按天拿钱的,工人和包工头之间只存在以天为单位的雇佣关系。如果一个建造只能以少于一天的工作量为单位来完成,那么势必会造成窝工现象,包工头赚不到钱,对推进项目质量就会没兴趣,或者草草了事。对这些建造过程的组织关系的了解,会反过来对设计过程形成指导。在尊重建造的社会属性的基础上设计,图纸在现场才能发挥威力。

以上点点经验,都是在国内特有的实践环境中逐渐体会到的。听起来粗浅的道理,对我却弥足珍贵。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们近来的建成作品终于脱离生涩而开始显得游刃有余。之前一个建筑师朋友聊天的时候说,一个健康成长的建筑师,十年的经验就是比两年的经验老到很多,我深以为然。

现在不做个美术馆都不好意思叫自己建筑师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感觉到的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建筑学学科内核的逐渐边缘化和被取代,以至于建筑师职业"被小众化"和"被贵族化"。简单点说,以前做什么房子都需要建筑师,现在不做个美术馆都不好意思叫自己建筑师。感觉在我刚毕业的时候,一个以个人面目出现的建筑师,还能和社会各阶层有更多的互动,也能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营养;而现在想要继续以独立建筑师的面貌存在,似乎只有明星建筑师一条路线好走。

当然还有很多受过相同训练的人,在开发商那边工作,不过从立场上讲,他们的实践已经不能代表建筑师这个职业了。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建筑师这个职业被贵族化了。这是最大的困惑。特别是身在其中,无法置身事外,有时候觉得跟着千军万马一起去挤独木桥,像当年高考似的。也许很大层面上这也和处于上海的大环境不无关系。建筑设计行业整体蛮好的,城市化也到拐点,大项目会越来越少,单一模式的设计公司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但是小型事务所和工作室还是会越来越多,比大公司更加灵活、高效,也更加多样化。会飞的飞,会跑的跑。总之侏罗纪结束了,接着应该是哺乳动物的时代。

参数化设计带来的改变更多在哲学层面


小时候读过一个故事,印象深刻: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里面,有个做微雕的手艺人,在米粒上雕人像是他的绝活,然后机器人技术进步了,他不服气,就来了个比试。结果当然是他输了:两个作品放一起,一边是人手做的,一边是机器手做的,后者明显要更加精致。

这个故事里面的机器手和人手的并置,我觉得蕴藏了一个蛮有说服力的观点,就是参数化设计出的那个物体,大小尺寸和身体的关系是什么,和手的关系是什么;还有这个关系是怎么被设计建造出来,又是如何被空间体验揭示出来的。在学生作业里面看到一些还不成熟的运用算法的例子,作为一个物体看上去蛮棒的,但是直接放大成建筑空间就失去了尺度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传统的建筑学训练也很重要。

回头看建筑历史,任何一个时代最前沿的技术,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化——从这个角度看,参数化带来的肯定不只是技术的革新,还有思考和哲学层面的。不过现在已是多元共存的时代,所以也不会有像革命那样强烈的对立吧。

在国内实践一段时间后,开始有了一些对当下中国具体的建筑师从业环境以及建造环境的认识,基于这些鲜活的专业体验,我们开始形成一些观点。我认为这才是正确和健康的建筑师成长之路。

最近对我特别有启发的建筑师,反而是在身边的同龄人——他们面对当下中国建筑从业环境的选择和发展轨迹,比远在天边的大师们要更有启发。



正考虑数字化设计如何与传统建造相结合


最近几个不同尺度和类型的项目交织在一起。已经开始设计的有两个类似度假酒店的项目,一个在云南,刚刚开始前期的规划以及建筑的概念设计;一个在贵州山区,以养猪场为核心,3000 多亩的用地,设计一个以生态农业为主题的度假酒店和体验园。比较好玩的是我们要和甲方以及农科院的专家一起在山里面选址,结合不同的农业及植物类型、地貌特征设计不同的房子,当然先要给猪设计房子,这让我很兴奋。还有一个是在长沙的一个国家级创意园区,建筑都已经封顶了,甲方觉得过于呆板、缺少个性,希望我们做从建筑、室内一直到景观设计的一系列更新。这种全方位的更新设计也让我们做得很兴奋。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餐厅设计项目,已经接近完工,我自己更是不仅作为设计师,同时还以餐厅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可以透露的是,我们的餐厅除了提供美食,还将是一个满是未来感的体验空间。

在接到每一个新的项目时都会、也必须要有不同的思考。思考项目本身的要求、甲方的诉求、施工、建造条件、可以运用的材料和媒介等,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所以我们的设计并不会从形式上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签,但是 dEEP 名字本身所代表的几个方面(design, Elegance, Emotion,Practical)是我们一贯的坚持。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去年年底做牛背山上的志愿者之家,我们更多地在思考数字化的建筑设计如何与地域、场所、传统建造以及哲学思考相结合。结合目前的几个实际项目,我们希望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探索和尝试。

图纸被实现的过程充满快感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尽量多去现场,不单是为了解决施工问题,更有自己的私心:看到电脑和图纸上的设计一点点地变成现实,那种快感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和工人直接在现场的沟通也是一个必然的条件。更多的还是对设计的理解上,我们的设计无法单一地靠图纸去了解,而需要一个全方位的解读。所以我们去现场通常要带上笔记本电脑,打开三维软件,看着数字模型,和材料供应商及施工方来沟通。在设计与实践当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和不同项目类型及尺度之间的转换,困惑总是有的,但不至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不值一提。

说实话,我对所谓的整个行业并没有过多关注。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建筑师事务所,我们有小而精的优势,也有我个人对项目评估的标准和选择倾向,很少做开发商和政府的项目,所以不太容易受到大形势下政治、经济的影响。都说 2014 年是建筑行业遭受重创的年份,但是我们却一直都"还在忙着",周边的一些朋友也是。我坚信做好自己、认真做每一个设计,面包总是会有的。

我不是参数化建筑师


我其实很少谈参数化设计,也不太希望被定义为参数化建筑师,我希望我们的设计是多元的、不拘一格的。虽然早在2004—2006 年在 AA 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参数化或者说数字化建筑的教育,工作当中也一直在运用相应的设计工具,但我仍然希望在设计当中更多地加入建筑师或者说我个人对空间、结构、美学、情感方面的理解和体验。正如 dEEP 中两个 E分别代表的优雅(Elegance)和情感(Emotion),或许这正是两个对我比较重要的"参数"。

当然,数字技术的发展确实给建筑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它改变了建筑师的设计思考方式,不再只是单一建筑师主观的灵感的呈现,而是开始寻找形式之外的"关系"与"逻辑"。另外,数字化技术也改变了设计、加工与施工之间的组织方式。当下的设计再也不能靠二维图纸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数字模型对各个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也让整个过程变得更加智能化。从设计风格的呈现上,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具有复杂性和数字美感的建筑作品,包括相应的新材料的产生和应用。所以,参数化导致的建筑革命确实已经开始了,但这场革命是否是颠覆性的,是否能和之前的现代主义一样风靡全球、成为一个统一的建筑风格,我认为倒也未必。



不是在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


最近在准备 9 月末的北京国际设计周大栅栏领航员项目的展览,是位于笤帚胡同 9 号院沿街房屋的改造设计。此外还有故宫附近的一个老房子改造,有几个设计在做前期的研究。同时,在编写一本关于日本现代住宅的书。还有就是在准备9 月开学之后的学校课程。

因为类型的缘故,之前的项目多是集中在建筑的内在逻辑上,包括比津造型理发店、竞园 22 号楼改造等。最近由于项目类型的变化,更多思考城市空间或者自然、环境与建筑空间和人的活动的融合,简单来说就是环境、建筑、人三者的依存关系。比如北京国际设计周的项目,除了实现基本的使用功能外,我们利用地形在胡同里创造了一个人们相遇的场所。

由于之前的项目都在北京,进入施工阶段后,用一句话总结是:"不是在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这个是在中国做项目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个好项目的实现需要一整套系统的职业水准。目前想在中国实现高品质的建筑,更需要建筑师多花精力去现场监督和解决问题。比如,在我们其中的一个施工现场里,工人把工具随意放在新运进来的材料上,材料还没开始安装就已经损坏了,甚至从工厂运来的材料本身就是破损的。很多房子刚建完却好像使用了很久的样子,我想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这在日本的大多数工地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的日本建筑师朋友的工地,下午五点开始检查工地卫生,有一个螺丝钉掉在地上都会被罚款。

现在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如果一天能再长一些就太好了。由于建筑设计事务所里的事务比较繁杂,事务所的项目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所以经常出差。希望多抽出些时间,回家陪陪家里人。

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好的应对


自己在日本体验到的建筑行业状况甚至远不如国内,建设量更少,竞争更激烈。我想国内很多人还没适应这样的状态,需要设计者自己调整,来回应市场的需求。总的来说,人们对于建筑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这不仅从建筑,从大街上人们的服饰、生活用品等细节的变化也可以看到。至于应对,我想,努力做好自己手里的每一份工作,就是最好的应对。

如果说建筑业会出现革命,我想几十年前应该就开始了。从技术上来说,建筑是一个绝对滞后的行业。现在出现在建筑上的技术,很早之前在别的行业上就已经被应用。拿日本来说,由于战后没有军队,很多研究军工的人才都转到了建筑上,很多军工厂也开始制造房子。可以想象,制造航空母舰的技术如果转移到建筑上,肯定会在技术上对建筑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在我看来,设计有不同的切入点,比如有从结构、空间或者材料等为出发点来展开设计,参数化设计也是其中之一。我想,不管是怎样的切入点,能够实现真正美的、高品质的建筑才是关键。这也涉及每个人对"设计是什么"的理解,不同的回答导致了不一样的建筑出现。




保持对城市、建筑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热情


最近两年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青岛邮轮母港客运中心项目上。因为这个项目是设计总包,我们把建筑、景观、室内的方案都做了,同时还要控制和协调很多其他事情。此外,还参加了城市与建筑设计相结合的国际竞赛,并做些小规模的委托项目。

与工作室早前做的香港停车塔和南宁保障房等一系列竞赛设计项目相比,我们现在依然保持着对城市、建筑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热情,而最近的项目又让我们开始关注材料、构造、自然条件和设计出发点的关系。这个过程让作为建筑师的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建筑的生命和建筑师实践的乐趣所在。

建筑师要有自己的原则


因为图纸在墙身和净高上都有控制,所以早期土建施工的时候,现场配合工作量少一些。机电和幕墙开始上场后,巡场就比较多,即使没有要求我们去现场解决施工问题,由于心里不踏实,我们还是经常会去现场。现场遇到的问题种类很多,有图纸问题,也有施工工艺无法实现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是聆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建筑师要把握好自己的原则,以此为前提引导讨论,直到得出解决办法。

关于参数化设计,我有两个观点:一是参数化确实能帮助到建筑设计过程,二是不通过参数化设计也能做出好的建筑作品。这是不是一场建筑的革命?上一次的建筑的革命是否应追溯到钢筋混凝土的发明?那样的话,建筑的下一次革命,是否也会伴随新材料工艺的出现而出现呢?



尽可能利用项目自身条件解决设计问题

最近在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做松阳乡建,是一系列的乡村改造和公共设施建设,包括兴村的红糖工坊、石仓村的契约博物馆、横溪村的一些老屋改造修缮等。此外还有厦门无垠酒店SPA,北京"白塔寺再生计划"的胡同美术馆,松阳大木山茶园云酒店。

我们尽可能利用项目自身条件解决设计问题。尤其是在松阳乡建的项目过程中,尊重地方文化,从最初的概念生成到建造实现的手段,建筑师都可以充分利用场地提供的信息。每一个项目里都有一个隐藏的线索引导,建筑师的设计过程就像破案,搜集证据并将碎片式的信息整合,最终成为完整的拼图。

乡建的快乐超过做普通意义上的建筑项目

基本上需要每天在微信群里了解施工进展,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去工地。碰到的问题无非就是工人对细节品质要求不高,需要建筑师随时跟进调整。微信群是个比较有效的施工现场管理工具,我们在松阳的横坑村参与的项目,让村书记和主任都学会了用微信,项目群里我们随时发送现场照片,随时沟通。

前两年比较多地参与乡建项目,一开始就是单纯地喜欢乡村,但是项目开始以后遇到的困难超出预期,比城市项目要麻烦很多。大部分都不是专业问题,更多是和地方观念的磨合,总是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需要一点点地沟通解决,很耗时间精力。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也确实看到设计对于地方的积极影响,这种快乐超过普通意义上的建筑项目。最近在考虑如何比较有效率地参与乡村的项目。周围的独立工作室都很忙,听起来也都是很有趣的设计项目。


PS: @ting yu 老师在这道题下有回答~

公共空间构建的第一步是厘清"关系"


中西方对"公"与"私"的理解是有差别的。我们习惯认为,似乎"公"在道德层面是高于"私"的。现如今,公共空间管理权属于公共部门,理论上这些公共空间是要面向公众开放,可一旦开放,由于公众对真正的公共权并不具有充分的理解,介入的方式就会带有不同层面的私权意识,最后公共空间的矛盾就会凸显。

中国公共空间管理方式是基于规范的安全和管理权的安全,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公众的介入在使用时,是按照私权的理解,而当出现问题后,又会转而诉诸公共管理权的庇护。如果中国公共空间在所有权和使用权上不厘清的话,公共空间与公众介入之后就会产生许多问题,设计恐怕很难"清爽"。所以,公共空间构建的第一步不在于建筑师的设计,而是要求建筑师对公共空间的所有权、运行权、管理权、责任认定有认知。此外还要在规范、规划以及公众意识这些方面做出专业判断,把这些看上去盘根错节的空间影响要素在思路上理"清爽"后,再着手设计的公共空间才会有效。那些急于展示自己学识的介入设计,最终只会因为一厢情愿地扎入那些空间影响要素,让原本复杂的事变得更复杂。这叫思路不清,越帮越忙。

6×6 米是有效的控制基数


世界著名艺术史学家和汉学家雷德侯在《万物》中曾提到,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基于基本模件的组合,在模件的表现形式上根据需要来做局部调整。模件的交接方式具有通用性,工匠通过模件不断排列组合,逐渐在通用性上生发出丰富的、让人感到无穷无尽的变化。

中国的模件与西方的模数是有一定差别的,它表现为模件在连接关系上允许有一定的容错率,允许工匠和设计师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弹性调整。这种基于容错率的模件,进而也允许设计师和工匠对模件的呈现进行一定再创作。因此这种通用性不会伤害丰富性,万物便由此而来。

在九间堂 C1 的设计中,我以 6 米为控制建筑空间模件变化的基本网格,并在中国传统诗歌体中萃取可以为建筑空间序列引用的结构布局。工业化时代,模数要求具有一种精密的联系,不愿意或者不允许设计师或工匠自由发挥,稍有不当的处理就会导致误差和偏离。藤本壮介等建筑师的设计,都是基于这样的模数。在对国内规范普遍数据的集约解读和长期的建筑审美训练下,我设定了 6×6 米这一基本控制网格。6×6 米不是定量,而是我认为有效的控制基数。它有一定的容错性,允许对局部关系的调整,通过它可以很快计算出容积率、建筑密度和建筑面积,而不至于出现很细碎的尺寸。

6×6 米方阵不仅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功能空间,还可以围合出庭院、园囿。这样的变化恰恰符合雷德侯发现的模件思维。建筑师在 6×6 米中通过对基本模件的排列组合,根据设计现场对模件在形式和空间上进行适当改写,在容错的连续中,丰富的房子和院落便会应运而生,并展现出更大的丰富性。

用"对偶"把"形"和"势"联系起来


在设计九间堂时,为了让空间显得更饱满,我不自觉地有了"补"的想法。这里补一个茶亭,那里补一个书房。这个过程让我想起了写作中的"对偶",通过性质相似或相异的语句形成一组上下句关系,来表达观点和概念。

这促发我开始思考。在设计中很多人希望在分析场地、交通、周边物理情况等基础上,发现能够帮助设计的新东西。这样的分析方法有好的一面,但未免有些教条,很难跟人联系起来。它是一个"形"(situation),在"形"之下其实还有很多关于人文、历史、氛围、气场等不易察觉的东西值得去探索,这些我称为"势"(potential energy)。

"对偶"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发现"形"之下的"势",并将其建立起关联,由此对场地的理解和研究也会变得与众不同。比如,为回应昆曲艺术家张军在朱家角课植园中将《牡丹亭》由传统虚拟场景的戏曲空间转变为实景园林的创新,我在九间堂搭建《长生殿》舞台时,希望将场景和表演彻底地虚拟化,让东面九间堂的"虚"映射西头课植园的"实"。尽管当时九间堂会所周围环境破败,但由于对偶观念的设定,我可以坦然保留这种破败的"实"并将场景搭建得非常"虚",以达到和实景的最大差距并产生充分的张力。接着,通过多种色彩变化的灯光照亮"虚",使其具有一种不同于真实的饱满,由此那个破败的"实"就被遗忘。《长生殿》舞台的设计是通过对偶把"形"和"势"联系起来,这形势设定了设计的上句,下句自会显现。这就是对偶。

什么是"创新"?


假设具有一种新的材料并由此产生了新的结构工艺和形式,可以让现代工业的造价降低一半、施工效率提高一倍,这样的结构材料一定会改变整个建筑行业。这就是刚性创新。所有抓住刚性创新的建筑师一定是大师,例如踩在钢和玻璃上的密斯,踩在混凝土上的柯布。刚性创新之下是创新。创新分两种:第一是对已知知识的深入创新,比如安藤忠雄,对混凝土的可能性进行深入挖掘,形成一种新的具有人文情怀的形式语言,成为普遍接受的审美;第二是对普遍模式的个人创新,这种个人创新由于没有把特殊知识转变成普遍有效知识,所以它常常成为刚性创新或者微创新的注脚。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视觉为先的时代,建筑学在创造形状上更容易引起关注。空间、材料、肌理、颜色以及质感,在视觉上的影响力都依次落后于形状的影响力。材料、肌理、颜色和质感的创作基本算是一种微创新。空间和形状可以发展出建筑学创新。

库哈斯提出的创造"形状设计策略"完全改变了建筑学面貌。但这些形状之间各不相同甚至没有联系,有些是创新,更多的是微创新。建筑师从自己的某个形状中发展出一套形式逻辑,据此可以创造出一系列相似但不同的形状,这便是形式语言。

形式之于建筑学可以是创新,也可以是微创新。建筑师通过明确的形式语言在不同建筑上的实践,形成一望即知的标志性形象,那就是风格。风格是个人的特殊知识,是创新。风格被模仿,创造风格的手法和逻辑被归纳总结并得以传播和教授,同时由其他人发展出新的手法来丰富这类风格的审美图景,便会形成学派。这一个人的特殊知识被发展成普遍有效或者局部普遍有效的知识的阶段,就是创新。

当学派能够形成普遍有效并覆盖所有建筑类型的知识时,就是"主义"。有的主义是刚性创新,能极大地改变行业的面貌和模式,比如现代主义;而大多数主义其实不是刚性创新,不过是创新而已。更有些主义,是手法的微创新,是化妆术,不是主义。

盖里和扎哈在形状上的创新让人印象深刻,盖里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风格,扎哈走得更远,已经形成学派。库哈斯的厉害之处在于创造了新的设计思想,他帮助许多人确定了自己的风格,但可惜自己未能转化为稳定的个人风格,尽管他创造了令人惊讶的形状。然而我们要注意,无论是哪种形状,而且不管是通过何种转译方式得到的,一定要经过建筑化,这与规划、规范、工种协调、施工工艺的能力和条件密切相关。由这种转化经过行业共同磨合而形成的普遍有效知识,才真正具有意义,这种转化形成的"主义"才是刚性创新。可惜,国内大学建筑专业恰恰缺乏建筑化这方面的训练,最后的结果是把建筑学教育变成形式主义教育。


离开大院更自在

我把离开大院看作是新生。从大院走出后,我变得更自在了。参加《梦想改造家》让我有兴趣和勇气直面日常生活。对"Let's Talk""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地主的民宿"以及"九平方米的尊严"慈善空间等项目的推行,让我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建筑师的责任——我可以扎根在上海,通过建筑修炼自己,听见众生,看见万物,坦陈人的七情六欲并唤醒他们的灵魂,推动社会更好更美。更重要的是,我摆脱了旧的枷锁,确立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信手拈来,自由自在"的设计原则,能自由自在地创作。

在英国的留学学习锤炼了我的思维,让我能更准确、更清爽地看问题。我在伦敦 SOAS 学院语言课程中学习写作时,意识到自己考虑问题的不足与随意。以前我做设计很"即兴",现在呈现的"即兴"则是思考和训练磨合而成的结果。英国的学习让我既不丧失即兴的灵感,又可以通过思想的淬炼摈弃随意和轻浮。同时,让我更坚信于自己曾经遗忘的对传统美学的认知,即所有艰苦的训练和工作,最后都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现在认为建筑师需要有批判性、创造性的实践作品。其次,要形成具有创新性的建筑策略,观点最好形成系统的理论。此外,还要将自己在建筑实践中形成的人文、美学、建筑学思考变成可以教授的方法,传递给更多人。最后,建筑师需要认识、评估建筑遗产,并保护、利用、发扬它。至此,建筑学的工作可以细分为八个专业方向:实践、理论、教育、批评、论坛、媒体、展览和画廊。我试图在这八个方向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从郊区、景区到城市


最近在做的项目分两大块:设计中的有福建船长之家改造、三联海边图书馆后面的餐厅、太原的一个村史美术馆以及北京前门的 PAGEONE 书店等;另一块是在施工中的项目,包括北京白塔寺的一个大杂院改造、苏州园博会的博物馆和球幕影院、阳朔的阿丽拉酒店、798 的木木美术馆改造、深圳坪山区的美术馆和展览馆等。

前几年我们接触到的项目基本上都在郊区或风景区,最近两三年开始进入城市了。在一个空旷的地景上设计房子,和在一个连续的建成脉络中设计房子很不一样,甚至出发点和逻辑都有差别。前者更多的是探讨空间和自然的某种关系,而后者却是空间和社会、城市以及人群的关系。

直向建筑的每个项目都有驻场建筑师,天天和施工现场的工人在一起,所以我去现场的次数就视具体的情况而定。我们事务所一共 20 几个人,目前有四五个建筑师在外面驻场。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微信里接到现场的进展汇报日记和相应的照片。

至于问题,每天都会遇到,这就是盖房子这件事的一部分。大多数普通问题是通过驻场建筑师的现场沟通解决的,在这个过程里我会帮他们把握方向,提出我的意见。但有些问题是需要我来直接面对的,比如前一周,在一个正在施工的项目里,运营方希望将我们设计的所有户外平台灰空间封闭起来,当作运营空间。要真兑现了,设计也就毁了。这类事,需要我和业主的管理层沟通解决。谢天谢地,运营方后来收回了主意。

事情就一件一件地做吧

之前做的三联海边图书馆,以"最孤独的图书馆"之名引起了社会层面的关注和争议,但我只是专心做自己的房子。媒体对我们的作品有出自他们视角的解读,这很正常,也不存在对错,虽然这些解读也许与设计本身无关。这个事件谈不上什么困扰。和我们同时进行的其他项目相比,图书馆这个项目在设计过程中也没有被特殊对待,只是没想到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与争议。

我一直认为只有建筑是建筑师的天然属性,这与建筑的类型无关。商业建筑也可以做得很好,关键是看怎么做。"产品"也不是贬义词,产品设计也同样可以充满智慧,同样感人。笼统地定义名词只会抹去事情里的丰富性和差异性。

刚回国时,可以说是在吃美国时期的老本,运营模式、设计方法、工作模式(与同事交流、与甲方打交道,等等)几乎都是延续美国的那一套。后来我们慢慢根据本地情况作出调整,八年间有了很大的变化。

国内现阶段貌似机会很多,中国被认为是全球最活跃的建筑市场,但是能出好建筑的机会实际上依旧有限。一旦进入实质性的操作中,各方面困难仍然很大。刚刚起步的年轻建筑师需要注意到这点,然后保持清醒的状态,别在压力和诱惑中迷失了方向,这行没什么捷径。

以前建筑这行特红火的时候,我们也没觉得好得不行了,现在大局势凉下来,我们也没感觉到不好。事情就是一件一件做吧,想着每次能做得更好一点就可以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闲工夫。一直希望能有余力干些设计之外的事,比如花一段时间出去走走,和目前每天的生活能有个距离。至今还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好像短期内也很难找到。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光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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